国际关系考研，国际关系考研科目
宋新宁教授，现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他曾担任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2016-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2000-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94-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1988-2000年）。宋新宁教授于2010年被欧洲联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终身特聘教授”。主要论著有《欧洲联盟与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走向21世纪的中国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对外关系》等。
国际关系，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现象的学科，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属于宏观的范畴。但是再宏大的叙事都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再高层面的政策也会辐射到无数个体的生活。我们作为渺小的个体，如何去理解国际关系对个体的影响？本期洞见栏目采访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宋新宁教授，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和想法。
学生记者：
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时候在讨论宏观层面的理论，比如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政治和经济权势的转换，等等。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宏大叙事离个体太遥远，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教授：
其实，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代表着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或追求。例如，重商主义出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学说，强调国家中心论、权力中心论、政治中心论，主张政治决定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利益的代表，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强调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主导作用，主张的是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则反映了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性，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以及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
所有这些理论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核心命题，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过去，人们往往把政治和经济分离开来。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是国家的权力、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问题；国际经济学者，主要的注意力在市场的运作，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恰恰是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告诉我们，两者是无法分离的，是相互作用的。例如，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收关税，其基本的动因还是国内政治和中美之间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博弈。这也是全球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如此流行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宏大的理论，其实与我们是十分贴近的。
宋新宁教授在课堂上。陈鸣/摄
学生记者：
现在网络信息发达，网络上对国际事件的评论中时常出现对他国行为较为激进的抨击，让人感到民族主义盛行。我们好像很难向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解释，什么是客观分析，什么是合作，什么是大国行事的底层逻辑。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您如何看待在当今社会以及舆论场范围内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国际关系的学术界人士如何在这种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内用客观公正的学术分析来提升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呢？
宋教授：
应该说，这种状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世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信息网络，几乎所有的人，打开手机，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给人们提供的并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人们很难辨识新闻和事件的真假，即便是学者们严肃、认真、客观的分析，也不被公众完全接受，而那些哗众取宠、吸人眼球、追求流量的“分析”和“评论”反因为更能迎合大众的某种需求而受到欢迎。这是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和举止盛行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也导致了很多严肃的学者不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担心被断章取义和恶意消费。
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应该看到，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并没有中断，而且成果颇丰。我们可以从严肃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论文和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中看出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还是大有作为的。
当然，我们要将基础研究和政策或时政研究区分开来。前者是对理论、历史、哲学及其他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有时会让人感到有些枯燥无味，甚至是脱离现实。后者则是基于现实情势和某些人群和机构的特定需要而进行的政策或对策研究，以及对某些特定情势的分析和评论。这种对策性和时评式的研究，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更容易被“炒作”，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和持不同观点人们争执的焦点。就如最近的俄乌冲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给社交媒体带来的“互掐”一样。
面对这种状况，学者的定力至关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大学任教的人，基础理论是我们要教授的最主要内容，没有基础理论和必要的研究方法，人们就无法对时政进行客观公正和深入的分析。当然我们对时政的关注也是必要的，毕竟大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
学生记者：
我们在看国际关系相关理论方面的书籍时，往往会看到作者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先进行总结，再进行批判，从而提出新的现象或见解。因此，很多时候一个问题就会有很多种答案，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解释。面对深奥的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判断或获取信息，从而对某一问题或者现象产生自己的理解呢？
宋教授：
如前所述，研究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基础理论和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而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演进，总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对同学的首要建议，就是多读书。但是，多读书并不是死读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校训为“博文约礼”。知识深广谓之博文，遵守礼仪谓之约礼。学校的重要目标，就是培养新一代具有跨学科综合知识、批判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所有这些，都需要对古今中外知识融会贯通，都需要不断地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上获得批判性认知。
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有两种偏好。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似乎越是别人看不懂，就越表明你有学问。二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看似没有多高深，实际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又通俗易懂。后者应该是我们这些教书匠所应有的能力，使初学者能够很快理解那些高深的理论知识；这也是初学者所要努力掌握的一种技能，从高深的理论中把握清晰的要义。
学生记者：
怎么看待国人对别国公众人物的过度崇拜现象？比如B站上会剪辑普京的颜向视频，评论都在赞叹他的相貌；也有把赫鲁晓夫褒义地称作“玉米梦想家”，而罔顾其指令错误导致资源浪费的事实。在了解一位政治家时，人们似乎很容易被他们的某一种突出特质吸引，从而产生一些片面的印象。您觉得这是政治家刻意塑造或引导的公众形象吗？还是公众这方面素养欠缺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大众的这种态度？
宋教授：
对他人他国的过度崇拜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或对政治家；二是对外，特别是对西方。对他国政治家的过度崇拜，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英雄崇拜是自古就有的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现象。中世纪以来，人们对英雄的崇拜是和对神（上帝）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两者都产生了质疑，特别是在西方选举政治的语境内，没有什么政治人物是值得崇拜的，英雄崇拜陷入了一种缺失或畸形的状态。被人们崇拜的政治人物，或是其特有的喜好，如普京的健壮身躯和尚武特质；或是其异于常人的风格，如特朗普的偏执怪癖都成为某些人崇拜的对象。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反而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政治家刻意塑造或引导的一种公众形象吗？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在英雄缺失的互联网时代，公众对政治家的一种不经意的塑造。也许，这就是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吧。
另外一种崇拜是对西方社会或西方文明的崇拜，尽管人们对什么是西方文明仍存在争议。而且，这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师之长技以制夷，是为了摆脱中国落后挨打的状态，谋求中国的民族振兴。但是对很多居于世界“中心-外围”结构中的外围的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西方（特别是前宗主国），向西方靠拢，似乎是改善其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历了一个向西方“再学习”和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如苏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拒绝“全盘西化”，一直在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成功了。
学生记者：
我们常常理想化地认为，如果学术可以和政治立场分开就好了。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似乎不太可能实现。您认为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爱国，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还是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以国际化的整体为基点去考虑呢？
宋教授：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就写了《学术与政治》的小册子，收录的是他在1919年脍炙人口的两篇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他在文中提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不仅是因为它可能得不到支持，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即政治立场挂钩。从事学术生涯的主要包括学者和教师，前者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紧密相关，因为任何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基本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国际问题研究更是如此。教师生涯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价值中立，给学生传授和介绍更全面、客观、中立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对于任何知识的评介，不可能不带有自身的价值判断。”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以政治为业的有两种人，一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二是“靠政治生存”的，前者可谓革命家，后者可谓政治家。其实学术也一样，为学术而生，还是靠学术而生，大多数人可能是后者。但是作为学者，总要有其最基本的操守，即以学术为本。其实，只有真正以学术为本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才是良性的，就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学生记者：
听说您曾经因为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要求，而遭申根26国禁止入境。这属于我们在课上提到的“对个人的制裁”吗？这样的政治事件会影响到您在学界的发展吗？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宋教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奇遇。我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从事研究时开始对欧洲一体化感兴趣的，1992年第一次访问欧洲大陆，此后就与欧洲结下了不解之缘。1994年开始，我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被欧洲联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讲席教授”（Jean Monnet Chair）,2010年又获得欧盟委员会授予的“让·莫内终身讲席”（Jean Monnet Chair ad personam）。
从2016年4月起，我担任了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和VUB法学院、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在比利时一直工作到2019年7月底。VUB的孔子学院是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合作的，可以说是全球学术上最活跃的一个孔子学院。在我担任中方院长期间，先后组织了50多场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活动（讲座、论坛、学术研讨会等等），有6000多人次的欧洲人士参加，受到在布鲁塞尔各界人士的好评，当然也遭到诸多非议，被认为是在“系统地给欧洲人洗脑”。
2019年4月我的任期届满，但是接替我的中方院长未能按时到任，所以我申请延期居留到7月底。但是，比利时移民局一直没有批准我的申请。在我准备按预定时间回国前，比利时移民局于7月中旬做出拒绝我延期至7月31日的居留申请的决定，并且直到7月30日（而且是在我催促下）才将决定送达我手中。比利时政府拒绝我延长居留的理由是，我帮助中国政府在比利时进行间谍活动，从而构成对比利时国家安全的威胁。我在7月31日按期离境时，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又受到比利时政府有关人员的盘问，在边境检查的“小黑屋”（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房间）滞留了40多分钟。
离任回国后，我按照原计划继续组织在布鲁塞尔的相关学术活动，计划于2019年9月底和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在布鲁塞尔举办大型的国际研讨会。9月5日，我顺利地获得了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签发的申根签证，并计划于9月25日凌晨赴芬兰、奥地利、比利时访问。9月11日，比利时政府颁发了对我的旅行禁令，决定声称，鉴于我帮助中国政府在比利时进行间谍活动，危害了比利时国家安全，故禁止我在未来的八年内进入申根国家。该决定直到9月24日才送达我手中，使我不得不取消了赴欧洲的行程。我在2019年10月初，委托在比利时的律师向比利时法院提出了上诉。2020年3月初，比利时法院做出判决：比利时政府颁布的旅行禁令属“违法”，并且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宋新宁在比利时行为的具体信息，故该禁令自即日起取消。
从上述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比利时政府对我进行的是无端指责，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行为本身也违法。从理论上讲，我现在是可以正常申请签证赴申根国家旅行的。这件事，看起来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我在比利时的几年，学术上过于活跃，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在多年前，比利时的一些人就一直在炒作所谓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政府间谍的谎言。就在我2019年7月离任回国后，比利时媒体也还在炒作所谓所有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人都是间谍，人数超过俄罗斯的间谍的新闻。毫无疑问，这里也有美国的影子，因为我拒绝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而对我进行“惩罚”。
这段经历，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它也使我认识到很多过去所没有认知的事情。看来，生活有时候真像某些小说里描绘的那样，丰富多彩，无奇不有。
学生记者：
请问您如何看待我校为本科生开放的Global Studies专业辅修，对修读的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吗？
宋教授：
从2021年开始，人文社科学院为本科生开放了全球研究的专业辅修，这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基本办学宗旨是吻合的。这就是“以创建一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全球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专业领域，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够贯通中西、立足中国、胸怀全球的创新型人才。如果说有什么建议，首先还是“读书、读书、读书”，中文的、外文的、古典的、现代的，都要读，在书海中了解历史、读懂前人、理解当代。
其次，恰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快节奏的网络时代，绝大多数的学术表达，都要在10-15分钟内完成。如何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洁的语言，实现与他人有一定深度的沟通，是现今不可缺少的技能。
第三，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吧。
图文来自《神仙湖畔》第七期
记者：顾紫璇 2020级经管学院祥波书院
编辑：李佳阳 CPRO
摄影：陈鸣 C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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